时间：2023年6月2日19：00-20：30

地点：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310会议室

书目章节：《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第七章、第八章

领读人：李长坤老师

本次阅读的第七章和第八章都是关于中共领导的农民运动的，分别是二十年代的中共早期和土地革命时期。

首先说一下第七章，标题是革命的底层动员：中共早期农民运动的动员和参与机制。由原社科院的王奇生教授所写，我们都知道他最有名的作品是研究国民党的《党员、党权与党争》。但实际上他对于共产党早期历史也钻研颇深，王奇生教授在研究国共两党时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致力于超越传统的阶级叙事和高层决策。这也是本章的主要的着眼点，中共的早期农民运动在许多方面都可以立足基层组织加以展示，包括是农民运动发生的原因，农民运动在当时的组成和开展形式，以及农民运动的参与机制和动员相关的问题。早期二、三十年代的农民运动，很重要的一点是它是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产生的，这一方面，农民的号召和动员问题和当时革命形式相关，这也是作者着重论述的。革命的重心，为什么会由广东转移到湖南、湖北，这都与当时的革命形势和政治生态息息相关。另一方面，我们要看到农民运动的复杂性。过去的研究往往讲到阶级的对立，但没有更多的关照农民运动相应的运作机制，农民运动实际上非常复杂，跟农村地区的社会形态和当时的革命形势的变动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从农民运动的起源上看，农民阶级和地主的阶级对立持续了几千年，这种矛盾由农业就会存在，但历史证实了农民是没有办法自己解放自己的，需要有识之士的推动。二十年代主要是和平的农民运动，不涉及武装暴动，但在这一时期，共产党和先进知识分子所领导的农民讲习，农民特派员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地催化作用。

第八章讲的是中华苏维埃革命的源流，由社科院黄道炫研究员撰写。这一章讲的是三十年代土地革命时期的问题，跟以往的研究相比，着重点或者说是不同点是详细的解释了苏区革命的源流问题，用社会经济史的范式去分析苏区，例如：用详细的社会调查考察得出，中央苏区社会形态是自给自足的社会经济，不是很剧烈的社会分化等等，从而去分析为什么中央苏区会发展土地革命。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既然不是阶级矛盾最激烈的地区，但为什么恰恰革命在这里发展了起来？这与传统革命叙事下的一般常识是相悖的，另一方面，讲到关于土地革命农民的动员问题，我们过去往往把革命动力归结于觉悟。实际上革命行动，真正能够要实施下去，很大程度上要满足农民群众切身的现实利益，社会的动员，农民的革命意愿都根植于社会基层动员的形式。中共通过良好的组织形式，把隐藏许久的阶级之间的矛盾引发出来，推动农民群众参与到这样波澜壮阔的土地革命中去。藉由这两个方面，我们可以深刻的去认识、理解这个时期农民运动的特征，进而丰富阶级理论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样本。

结合两个章节，贯穿的去看待二十年三十年代的农民运动的发展历程。相信同学们对于这个时期农民运动法发展的源流、组织形式、革命的机理以革命成就，都会有更加全面而深刻的认识。

刘瑛琪：我对老师刚刚所提到的地区阶级矛盾并不是特别尖锐，但依旧发生革命运动这个说法和今天我的疑惑有点相同。在书上的三百零七面提到在赣南闽西那地区阶级矛盾不是最激烈，但却是革命爆发的集中地。当时的赣南、闽西处于这个相对闭塞的环境，它们的经济发展也是自给自足的，并且在书上的三百零八面也提到就在井冈山根据地在红军还没来之前，这里的农民都是安居乐业、悠闲自得的。他们和其他地区的群众相比应该更难调动起来发动革命，那为什么他们不但被调动起来，而且成为集中地呢？

李长坤老师：这个跟当时的革命形势有关，因为山区地区是国民党统治的薄弱地区，中国共产党也想在其他地区干革命，尤其是阶级矛盾比较深的地方，但是没机会。虽然书上说赣南、闽西地区农民生活不是特别困难，但当时农民的生活是“均贫化”的，山区地区各种的资源也相对紧缺，在固有的阶级矛盾下，既然打土豪分田地可以分得更多的土地和财产。相对于之前的生活水平而言，农民生活水平也是有切实的提升的。所以当时革命的实际是：不管阶级矛盾是不是很激烈，只要有合适的动员，土地革命都可以进行得如火如荼。

洪婷：书中P277面提到“中国民族性以中庸调和闻于世界。唯湘粤人独殊：倔强偏激，猛进善变，酷类法国人”包括就是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湘粤一带人才辈出应该也是和这种精神特质有关，我想请问老师为何湘粤一带为何会形成这样特殊的民性。

邓根飞老师：首先，跟地域环境有关。广东沿海的地理环境，使得他们对外部的文化、习俗更易接受。湘人很早就具有革命性，因为他们的地域环境大部分是山区地带，那么他们的民族特性就更加倔强、偏激，更具有革命性。加上湖南和两广地区接触较多，民风相对来说更加彪悍。

李长坤老师：我们研究中国历史有一个很重要的着眼点就是区域人群，而本段所讲的湖南人和广东人无疑是近代最为重要的两个区域人群之一，其形成特点一方面和地理环境有关，另一方面跟地区开发历史与社会形态有关。比如湖南地区，相比于江西、浙江等一些地方开发算是较晚的。一般来讲开发时间越久、越深的地方，百姓受儒家思想的浸润更久，思想就更加保守。湖南明清时期的社会、经济都是处于上行的时期，也为湖南人带来了奋发有为、勇于创新的勃勃生气，另外湖南历史上存在很多少数民族，个性上来讲相对于汉族更加彪悍一些，湖南人即使是汉族也或多或少有少数民族的风气。

文中说提到的广东地区情况则更加复杂，在广东地域上存在三个民系：广府、客家、潮汕。广府地区在经济条件上更优越，而且靠近通商口岸广州，近代以来容易得风气之先，所以不少改革和革命领袖像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胡汉民等都是广府人。而其他两个地区则更为尚武，近代以来很多宗族之间的械斗现象都是发生在这些地区，以客家人为例，粤北山区土地等各种资源紧张，为争取资源各宗族乃至个人之间的斗争是非常激烈的。像客家土楼的建筑结构构造就有很强的群居和防御的特征，这些都可以反映出该地区的居民的勇猛团结的性格特点。而粤军和国民党的粤籍将领像陈济棠、张发奎、薛岳、叶挺等等就都是客家人。区域人群的特征和在一个时期历史中所扮演角色，往往是时代所赋予的根植于地理、历史和经济社会等综合情况的反映。

杨紫琼：其实中国农村大地主无论是地理距离还是心理距离都和普通农民拉开较大，其对佃农的压榨程度往往相对较轻，恰恰是中小地主在与佣农及普通农民的密切接触中，易于产生利益冲突，这就是中共六大中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指出的：“地主越小，他的剥削方法越厉害，越凶恶，他出租田地的条件越苟刻。”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大小地主对农民的态度不同，是不是对农民而言，大地主的存在会好于小地主，但是，长远来看是不是同样不利于正常的发展，我对他这句话还是有点疑惑。

彭小松老师：无论是土改，还是中共的这个在农村的经济划分，成分是很重要的，就是比如说他把技术中农以及贫农做身份的一个划分，无论是毛泽东中国社会阶层的分析，还是他后面开展土改的时期所做根据生产资料的形式和剥削的情况来对农村的社会阶层进行这种划分。毛泽东基本上是按照马克思的这样的一个生产资料战略的形式来划分。你刚才提到的大地主，他反而对剥削程度上没有中小地主这么这么强烈，一般情况下，我们所说的地主，他们通过各种兼并获得土地，从小地主到这几种身份之间，地主，中农，富农以及贫农，他们之间的身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会因为这个生产力和生产中的占有而会发生一些流动，所以有的中农可能变为富农，富农也可能变成地主，这几种身份之间，他们在具体的生产的过程之中，显然是你占有资料更多的，他获得的东西也就更多。从动员民众层面理解来看，那显然，肯定是占领的土地越多，剥削就更多。但是老百姓他自己体验，不可能一下就接触到大地主，他一开始他接触到的肯定就是他去租一些中小地主，或者说租一些中等地主的土地，当然了，这个大地主，他可能再去盘剥其他的中小地主，但是，我们讲这种身份，它不是一种不变，它彼此之间会流动的。

李长坤老师:文中提到了两个距离：地理距离和心理距离。地域距离上说，明清以后有一个普遍的社会变化，历史学界称之为“士绅阶层的在城化”，当时很多地主尤其是士绅阶层大多搬到城市居住，实际上本身不在农村，甚至有些土地租佃转了几手，地主根本不知道土地租户是谁，从地理距离上来讲，跟租种土地普通的农民接触是不到，自然产生直接矛盾的可能性就较小，农民更多的接触到都更多是小的地主。从心理距离上来说，大地主豪绅一方面往往财产上尤为丰厚，另外也具有所谓社会贤达身份，需要通过体恤和赈济在社会上去博取名望。而我们说一般中小地主来讲，比较没有这方面的需求，他们当然对于金钱方面更锱铢必较一些，对于农民的压迫更深刻一些。所以无论心理距离和地理距离反映的其实都还是现实上需求。

陈艺文：关于网上有很多对“打土豪，分田地”对不对的问题的讨论，我想问老师，用这种手段来实现“耕者有其田”，不会引起更大的阶级对立吗？为什么不采取更加和缓的方式比如说赎买的方式来获得土地呢？中国的地主和富农是一个较为庞大的群体，用暴力抢劫的方式不是更加容易引起地主阶级反革命的报复吗？

彭小松老师：党的历次的土地改革运动，或者说土地革命，每个时期的政策是跟革命形势是密切相关的。比如说1927年到1937年的土地改革。叫中共领导下的土地革命，然后抗战时期的土地政策，然后再到解放时期的土地政策，每一时期的土地政策，关于如何从地主那里获得土地的方式的问题是有激烈的讨论的。陈艺文同学讲到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够采取一种和平的方式，从地主那儿获得土地呢？那实际上之前的抗战时期的土地政策是减租减息，为了实行统一战线，团结一部分的地主，地主减一部分租金，农民也交一部分的租息，以动员这一部分人，可能这种政策适合当时的情况。

抗战取得胜利过之后，党中央也曾经考虑过要用和平的方式，从地主那获得土地，但是为什么坚持不下去，或者说坚持不了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老百姓的革命的性质，被调动起来了。就跟1927年到1937年的土改是一样的，很多地主、乡绅不是那种非常穷凶极恶的坏人，但是我们在动员民众进行土改后，要把地主的土地分给他们的时候，老百姓发现通过土改自己可以获得土地，那对于老百姓来说，土地就是命根子。民众的革命性已经被调动起来后，是很难再去通过政治手段强力压制的。

李长坤老师：正如彭老师所说，阶级斗争一旦发动往往就会过“左”，第七章也提到20年代的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到后期其实国民党包括中共也是想要缓和的，但实际上已经控制不住了。另外就是30年代这个土地革命时期，我们中共实际上是比较穷的，对于这样一穷二白一个政府，要想赎买从资本上说也是没有可能的，中共也还需要从打土豪来补贴财政。另外还有就是路线问题，中共在土地革命时期路线总体是偏“左”的，像毛泽东搞土地法，最开始是《井冈山土地法》到后来的《兴国土地法》，像《兴国土地法》这个阶级斗争方面的调子降的就低一点，到后来“左”倾路线上台，就被被批判是“右”倾，说是“富农路线”，被指责对富农太好了。在这样的环境下赎买在政治路线上也是不可能的。

邓根飞老师：这个也可能跟每一阶段的斗争政策是有关系的。赎买的话，刚刚李老师也说了，确实中共自己本身也紧张，赎买的政策很难推行下去。再说，我们从中国共产党发动农民的角度来看，地主本来就是被当作一个斗争的对象。我们还要考虑一个主要矛盾的问题。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实际上是属于两个对立阶级。当1927到1937年，国民党在农村的主体力量是地主阶级，那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中共肯定更多的采取农民与地主之间斗争的方式，如果赎买采取和平方式，一来不说我们有没有钱，我们有钱的话，在当时那个情况下，从解决主要矛盾上来说，也是不可能的。

另外，农民和地主之间存在阶级对立，我们中国共产党在发动农民的时候，老百姓都有土地了，他们就高兴，农民翻身作主人，这样才能积极参军参战，壮大共产党队伍的力量。如果仅仅是通过赎买把土地分到农民手上，农民他觉得土地得来也太容易了。对于农民力量的争取，赎买的这种方式并不是那么有力量，如果通过这种斗争的方式，我们说毛主席他就是这个很具有斗争性的人，“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那这种斗争性就是体现在阶级对立，这跟共产党的这种农民运动是有一定关系的，要发动农民，加入共产党，然后壮大我们党的队伍，从而为我们农村包围城市，夺取政权，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李梓萌：第257页讲到，然而相隔四年后中央农运特派员下乡发动农民运动时“不到半点钟便可以使他们成立农民协会，情形似乎大变。中共广东区委将后者归之于“农民痛苦的自觉。但就广东而言，1923-1926年，农村不安与农民痛苦并没有突变。突变的只是政治。想问的是：“农民痛苦的自觉”指的是什么？又为什么会导致“情形大变”？

李长坤老师：在作者看来，痛苦并没有改变，突变的是政治，政治环境不一样了。20年代大革命时期，动员农民群众是在国民党的旗帜下进行的，像“农讲所”全称就是“国民党农民运动讲习所”，这一时期农民群众的运动是合法的政治活动，但是在四年以后30年左右，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那里宣传的是非法的组织，这也就是作者讲了“突变的政治”，农民也是一直在观察政治上的风向的。

邓根飞老师：我们把它称为叫“痛苦的自觉”，这和当时的政治形式是有关系的，农民当时不知道是到哪个势力去才更有前景，所以他们非常的纠结，很痛苦，部分农民他其实是找不到一条正确的道路的，地位的一个转变的一个道路。

傅嘉荣：第253页，陈独秀时代的共产党是一个没有武力、没有地盘、纯粹以宣传组织动员群众为目标的“非暴力”革命党。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共奠定了其群众路线和群众运动的基本模式与路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情况下，积累了丰富的策略、技巧与经验，也养成了一些难以克服的流弊及其带来困扰，并在此后数十年的群众运动中反复呈现。那么其中的流弊和困扰具体指什么呢？

彭小松老师：这一章主要核心内容就是二十年代中共领导的重要斗争形式—群众运动，群众运动不仅仅包括农民运动，也包括工人运动，学生运动，乃至整个中共近现代史里中共领导下的各种群众运动。这里提到了我们党在早期，尤其是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以及大革命失败后领导权丧失之后的27－37年的土地革命，抗战时期的一些斗争。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情况下积累一些经验。例如毛泽东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在中国化这个过程之中我们学习了很多苏联经验。使得一些人在学习过程中，比如说王明等会犯一些教条主义，也是所说的既犯了“左”倾又犯了“右”倾。其实这里说的“难以克服的流弊”，就那我们所说的路线问题。我们党在历史上历次领导群众运动只要能够处理好“左”倾和“右”倾的问题，那么所领导的群众运动都达到了效果。像李立三的路线，王明的路线，都是没有结合中国的实际，使得群众运动发生了路线错误问题。只要路线走得不对，不结合中国实际，就会出现很多问题，例如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就是陈独秀的“右”倾主义导致了我们的失败。

本次读书会进一步发扬“自主阅读、平等交流”的原则，注重将书中内容与自身所学、所悟相结合，引导和激发学生回到历史场域下从多角度深入思考问题。各位同学认真阅读、积极表达，老师们耐心讲解，大家进一步感受到学思知行的意义，师生均收获颇丰。

本期读书会简报的内容仅代表民国史研究中心读书会同仁的拙见，如有不妥之处，敬请诸君雅正，深切感谢！